圆桌RIBA开启中国论坛:建筑师的责任与可持续建筑

日期:2020-06-25/ 分类:知识文章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简称RIBA)近日在上海举办了以“可持续的建筑创作与环境设计”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RIBA中国分会于今年6月正式成立,并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国际办事处,旨在吸纳更多的中国本土建筑师,分享在地的建筑经验。与此同时,RIBA开启了为期一年的“中国百位杰出建筑师计划”,围绕身份、公益、卓越设计和可持续设计四大主题开展一系列对谈。本次论坛为该系列的第一站。论坛上,建筑师们以各自的案例分享了对于可持续建筑设计的理解。“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特摘选部分建筑师发言。

章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建设建筑系副主任教授、同济原作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章明

从城市有机更新,到正在进展中的一江一河计划,可持续的主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丘陵城市”是我们对高密度人群环境现状思考和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构想,我们将城市中的空间现象放回到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语境当中,对城市空间在文化、生产以及治理层面逻辑进行一个重新的梳理,建立起与时间、空间与人的行为相对应的所谓的回应性体系。我们在城市修复过程中思考,城市是不是可以像丘陵一样?丘陵有它的特点,坡度比较平缓,起伏连绵,气运通畅,水量丰沛,风景各异。这种状态能不能恢复或者介入到高密度的城市当中呢?我们的城市是不是可以像丘陵地貌特征一样在形态上起伏平缓,以密度换高度?

“绿之丘”

以“绿之丘”这个项目为例,这个项目不仅是一个单体项目,它实际上融入到整个杨浦滨江建成环境的再生体系当中,我们在空间层面希望它能够衔接滨水公共空间与城市腹地,在建筑层面按照对非回应性技术体的自然化的过程,使它成为丘陵城市关于“微变、柔软、漫游”的一次践行。

我们称为“柔软之丘”,就是对场地脉络的回应。这个回应当中是各种资源与功能体进行复合和叠加,是各种机制的协同与合作,这种机制的协同与合作不是单方面建筑师的工作,一定是与业主方、政府合谋的结果。我们希望在城市中能够有更多的交界和更少的边界,包括基础设施也不再成为城市的背面,而是走向公共空间、开放空间,让公共服务设施变得触手可得。回到建筑本身,我们称这个建筑是被“削减”出来的建筑,是做减法出来的建筑。削减之前是30米高、40米宽、100米长的大体量建筑。这个体量与防汛墙之间的距离不足10米,对公共空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逼仄感。从功能上讲,它适应当年的功能的需要。可是在当下,当杨浦滨江的公共空间要还江于民,从“生产时代”走向“生活时代”的时候,它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化,所以我们首先就是对体量进行疏解。体量的变化是对公共空间的回应,也是基于丘陵趋势平缓、微变状态的改变。

“削减”出来的建筑

我们提出“微变之丘”,是对时间脉络的回应。就像丘陵地貌般经历的岁月的沉积和风雨的雕琢,缓慢地进行演变,所以它不是一推了之,不是一拆了之。城市空间特征一种类似时间坡剖断面的方式和图式呈现出来,既有的与新建的,完成的与未完成的彼此交织,叠合成一个浑然的整体。

最后“漫游之丘”是对行为脉络的呼应,“丘陵”允许并鼓励人们自由穿行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像我们祖先一样在连绵的丘陵间栖居与游牧,我们希望城市是一个促进身体移动的系统,地面拥有最大的延展性保证人的活动从地表一直蔓延到屋顶,从河岸蔓延到桥梁,从公园蔓延到宅间,相互勾连的穿越性的场所形成弥漫式的立体的漫游路径。

“绿之丘”

我们所提出的是一个新与旧的包容体系,是多种功能的包容体系,是多种行为的包容体系,它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所谓制度化的空间,而是不断成长的体系,是自然的行为,建造的行为,人的行为的和谐统一。我们鼓励这种合作关系不断成长。

童明(TM STUDIO建筑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童明

前面章明提到建筑应该以更加互动性的方式进行思考,必须对场地、文化、气候、材料等因素要做出相应的呼应。我想提出的是建筑师的社会责任,而且是“现在时”(architecture is responding to)。加了“现在时”后,它的很多含义变得不同,因为在很多的工程项目中实际上是相对断裂的,甲方、业主、设计方、服务的对象、使用的市民这几方都是相互分离的。“现在时”更多的是一个挑战,对于学科、方法和思想都是一个挑战。

2009年我和张斌参加过王澍的杭州中山中路改造项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小的房子,这个小房子是比较早期的尝试,用“现在时”来作为一个建筑设计。所有的建筑设计的方案都是来自于现场,甚至包括材料、做工方法都是取自于现场废墟的一些痕迹又复原到新的建筑形式上,现有留下来的历史片断形成再生的互动关系。

社会的含义指向的不是物,不是一种被动式的环境,而是指向“人”,是一群在不断变化的人。面对这一对象,如何能够跟它形成一个相应的互动并且来做建筑设计?我们在上海贵州路的更新中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思考。很多的项目或者思考都是针对环境、房屋。我们更多把聚焦点放在人上面,思考里面的居民如何能够从我们的项目中间能够获得更好的一种提升性的感受。我们从政府资金里面把项目拆成12个很小的部位,把它分别嵌套到环境当中,比如说原先黑乎乎的门洞,通过简单的框架把内部空间明亮化;原先弄堂口的理发店保留下来,成为市民喜欢活动交往的场所;原先居民用来倒马桶的厕所改造成画廊。更多的着眼点在于怎么通过一些建筑设计为现在的居民带来一种提升性的感受和收益。

贵州路109号更新项目

我们在浦东曾经介入过小型的社区更新项目。在金桥镇,它在90年代形成了很多的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经过20多年以后变得比较陈旧,当时的城市规划留了很多的缺憾,比如小小的三角绿地本应成为居民活动的场所,但是由于规划的原因被放到一个边角落,它的使用效率很低,成为了一个“死角”,在日常生活中间没有太多的居民到达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工作,意图能够把这几个区域串联起来,由此做了一个非常“奇形怪状”的小建筑。这个小建筑能够使得原先碎片般的场地和设施成为一个整体。它是整个场地中间最不起眼的地方,通过这样围墙或者边界的提升和改造,既起到领域分割的作用,更多的是交汇性的场所。实际上它是为整个社区形成连接性的纽带,把这些花园和社区活动中心以及到外面的小广场和居民所活动的内容都给连接在一起。

这些反映出我们工作室近两年在探讨的问题,可能也是在做建筑设计中间所面临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你的建筑如何能够跟一个社会能够发生互动,尤其是今年发生太多的事情,我们充分感觉到社会的变迁,原先全球大家庭的概念又要面临新的格局和新的挑战。我们的建筑能否在这个环境局面下对整个人类,整个社会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有可能性的。

刘宇扬(刘宇扬建筑事务创始人主持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复合型创新人才实验班设计导师):

刘宇扬

我的背景比较复杂,我在中国台湾出生,在美国学习建筑学,在中国香港协助过RIBA的工作,绕了一圈最后在上海做建筑师。我的实践也很难被归类,很难一句话讲清楚,和我的背景一样,在很多的国家和城市留下过足迹。项目类型比较杂,过往十几年在上海实践的轨迹大概归为四大类:教育办公、文化文旅,城市更新以及近几年发展的景观基础设施。

有一位建筑师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在20世纪上半叶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师Ernesto Rogers讲过“从汤匙到城市”(from spoon to city)。他描述米兰建筑师在当时的工作状态是可以在同一天设计一个调羹、一把椅子、一盏灯以及一座高层。某种意义上他其实表达了建筑师能够跨的领域重点不是它的类型或者尺度,而是思考的方式,这一点一直影响着我们面对每个项目的方法和态度。

在国内各种各样的项目和机会很多,在自己工作室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梳理出大概四个类型:

一是历史文脉。我们从一种当代设计美学的方式看待历史建筑的改造以及背后必须要有的开发的模式。不管是城市里的工业类型,创业文创空间的改造或者农村里面,不管是私人开发精品酒店或者更有社会学意义、城市学意义的乡建,它归根到底都是在回应文脉的主题。

南京路步行街的行人服务亭

二是社区营造。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创造出富有社会创新与民间活力的包容性的社区。早年南京路步行街的项目——12个行人服务亭一直到现在仍然被使用,这是最大的可持续的策略。

三是智慧未来。2014年带领兰州大学建筑系在上海工作坊做了一个70万平米综合开发的研究,在浦东做了一系列的智慧办公楼区的项目。

四是开源协作。在个人实践中我最看中的一项是工作方法,开源协作。我们认为真正的好的创意不可能来自于一个人,初步的概念、设想、引导可能来自个别,但是把一件事情完整从头到尾来很好的落地,它的创意一定是阶段性、过程性、积累性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借由同行,从我们相关的一些领域专家能够一起共同谋划更好的解决方案。在近几年我们参与到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都是用这种方式。

柳亦春(大舍建筑工作室联合创始人、首席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

柳亦春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与废墟共同工作”,想借三个在上海黄浦江边煤码头的改造项目表达我对可持续的理解。少拆东西就是最大的可持续。少拆就意味着一种保留,这种保留也是文化的一种可持续。最近七八年我在整个黄浦江边上做了很多的工业建筑改造项目,在改造项目当中慢慢意识到废墟、特别是工业建筑作为城市曾经的构筑物,在丧失它的功能以后仍然具备的价值。

龙美术馆

龙美术馆在原来的北票码头的基础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把大部分厂房拆掉,只剩下一个运煤的煤漏斗。如何跟保留下来的煤漏斗共同工作,让新的建筑既有曾经历史上的工业的构筑物如何产生新的整体?如何去对话,如何让旧的构筑物成为新建筑的一部分?这是这个设计的一个重点。我们首先把保留下来的煤漏斗变成龙美术馆从城市到江边的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当人在穿越建筑的时候能够体会到这样一个被保留的构筑的价值。同时希望去学习工业建筑跟功能直接连接的设计方式,然后产生一种新的,在近年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建造,它满足了空间的庇护,满足展览的需求。通过一个墙体散拱的结构,去完成功能和结构的一种整体性。新建筑里面所呈现的是一个特别质朴本真的建筑的面貌,它其实也是一种工业建筑的语言的延续。

艺仓美术馆

艺仓美术馆的旧址老白渡码头以前也是运煤的码头。2015年的时候。我们建议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结合当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季,在里面办小型艺术展,选了上海八个比较好的工业建筑改造的案例,和艺术家、舞蹈家合作,做了八个影像的展览,让市民知道未来在这里面会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临时性的展览结束以后,我们重新装载,一方面得到市民的理解,一方面也让业主意识到保存工业看上去废墟的东西,仍然具备再被利用的价值。我们在设计中尽量少地对原有的结构进行破坏,把原来煤仓的空间包裹在新建筑的里面,在建筑的外部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新的建筑,希望能够通过新的外部悬吊的结构来建立一个黄埔江边公共的空间。在美术馆关门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原来大的运煤通道或者户外的楼梯,在这个建筑的平台上自由走动,完成从工业建筑到日常使用的转换。同时工业建筑大多是封闭的空间,如果在黄埔江边如果建立新的文化空间要建立开放性和公共性,这样一种出挑景观平台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开放性的方式,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江边上走,通过公共廊道的空间可以看到远处的陆家嘴。经过公共步道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室内的煤漏斗。在下面可以进行公共的讲座和展览,在二层很狭小的煤漏斗之间的缝隙里面,也可以办出非常有意思的当代艺术展。新的结构介入之后,原来的工业建筑变成了新的结构体,好像活过来的感觉,从废墟或者失去生命的建筑又重新变成一个有生命的建筑,产生新的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活力。

杨浦东段的“边园”

最后是去年刚刚完成的杨浦东段滨江项目“边园”。这一部分原来是运煤的码头,上面有两个长长的混凝土墙,一堵拆掉就扔在码头和防汛墙缝隙里面,还有一堵墙保留在这里。第一次去现场看到长长混凝土墙还有缝隙里长出来的大树就特别有城市边缘的荒野感,又带有一种园林的诗意在里面,我特别想保持这样一个墙的感觉,能够重新梳理或者整理这样一个空间,让这样一些荒野能够以某种方式存在,同时又变成今天日常生活的一个空间的一部分。这是从鸟瞰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在防汛墙和码头之间缝隙里面,混凝土堆积的废墟之间所迸发新的生命力和回归。废墟从某种程度上是建筑向自然的回归,既保持住了建筑向自然的回归,同时也表达了人类的建造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建造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中,蕴藏着我们真正不断刷新或者不断认知的一种可持续性的概念。

袁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上海创盟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

袁烽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建造数字未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数字成为今年主要的主题词。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实践者、研究者都应该思考一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实践,改变我们的社会运营和盈利模式,现在我们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以人为本的设计方式是否存在问题。我们提出来“人文的未来”,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人与物的新融合和协调。

在这样一个后人文建构的思维基础上,在学界存在一批对数字设计工具、数字设计方法,以及建造实践具有独特工具研发和理论研发能力的学者和建筑师,大家在一起共同搭建了新的知识共同体。

在过去三年我们做了三个桥。第一年我们用可乐瓶的废弃塑料,试图通过机器人打印平台来重新构筑它的力学性能,从而建成一个桥。桥重量大约1吨,跨度11米,可以站五个人。第二年我们通过机器人3D机器打印技术对这个桥进行提升,轻了不少,比以前少了300公斤的分量,可以站七个人。第三年我们尝试通过金属打印和碳纤维变质的工具和研发来提升效能。我们对可持续发展重要的认知就是,在后人文时代的经济发展应该是“熵减式”的方法,这个桥的案例验证了如何通过我们的实践方式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

在我们的机器人工厂,所有走位都是精确控制下的一个参数化设计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在以往可能只能停留在纸面,我们是把它物质化把它变成建筑的内在形式,变成建筑的新美学来展示出来。

四川安仁OCT“水西东”林盘文化交流中心俯瞰图

这样一些工具方法对于建筑师未来可以做什么?通过我们在2018年的实践来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四川竹艺村有一大片林盘,林盘大概面积三四万平方公里,未来对整个农村进行开发。整个四川的特点:气候湿润,被云雾笼罩,林盘的核心,有林有盘,有竹林、溪水,水流的声音,还有当地的特有文化。在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基础上,数字未来的核心还需要在地性,我们的实践包括如何拾取材料,如何通过一种新建构的方式来实现建筑空间和在地环境的关联。

我们将机器人运到现场,通过现场砌筑的方式来进行安装。墙面我们是通过废弃塑料的再生来表示我们对可持续的态度,所有的隔墙像流水一样,其实是塑料的。这是我们对未来自然性的一种新态度。在空间上,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通透性,内部的院落感,外部的田野能重新唤起当地老百姓农民对于家乡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建立在新知识基础上,我们将这种新知识称为后人文建构的核心,它是一种全新生产模式,全新设计模式,全新建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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